作者：熊瑞梅（Ray-May HSU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5-28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1
|
摘要 Abstract
民主化過程中的民眾社團參與、信任規範和政府效能之間的因果關係，始終都是西方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懷的議題，但社會學家應該探索出更適合解釋民主化過程中的東亞市民社會的路徑。2012年的東亞社會資本調查中提供了臺灣、日本、南韓及中國民眾的個人接觸網絡、社團參與、政府效能及社會信任等資料。在和其他東亞三地資料比較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臺灣民眾在公民社會參與、政府效能及社會信任上獨特的現像。臺灣社會民眾社團參與的比例特別低，但日常生活每天接觸的社會資源量多，且異質性的個人社會資本特別豐富；民眾對政府特別地覺得無力影響政府的作為，故對政治極度地沒興趣，也對政府各類制度代理人信任度特別低；但卻對社會與鄰里有高度的關懷且願意為社會付出。從這次東亞社會資本的調查比較描述性分析所勾勒出來的圖像來看，臺灣和日本是公民社會組織層級化的軸線的兩個對立的端點，臺灣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人際信任、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都沒有任何作用，但臺灣民眾的個人接觸網絡的社會資本對於人際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形成產生影響力。反觀日本民眾高度的社團參與（四國最高，八成以上民眾）所生產的組織社會資本是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基礎。 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提供了東亞社會學家發展一條對東亞公民社會 建構的一條可能的理論解釋機制。
關鍵詞：組織社會資本、個人社會資本、信任、東亞社會資本 |
作者：陳婉琪（Wan-Chi CHEN） | 首次發表於 2020-05-28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2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2
|
|
摘要 Abstract
父母離婚是否會影響到子女的心理健康?國內利用長期追蹤調查資 料來探討這類與「家庭過程」有關的問題之研究極少，且在探討父母 離婚的影響時，未曾同時探討父母婚姻品質(或衝突互動)在其中究 竟扮演何種角色。有鑑於此，本文利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TEPS）來探究這個問題，並將樣本範圍限制在第二波調查時來自完 整家庭的國中生，得到以下五點結論：一、青少年的焦慮、憂鬱等負面心理症狀的出現頻率，與父母婚姻品質高度相關。父母感情不佳，子女心理健康就差。二、對父母感情不佳的家庭來說，稍後幾年父母若離婚，子女負面心理症狀顯著減少；但對父母感情不佳但始終維持著婚姻的家庭來說，子女平均來說一直處於高焦慮狀態。三、父母離婚對子女心理健康的影響乃視原先婚姻品質差異而定。對父母感情不睦的家庭來說，雙親稍後完成離婚手續，可顯著減少子女的焦慮、憂鬱等心理症狀。對原先父母感情無異常的家庭來說，本分析則顯示離婚的負面影響未達顯著水準。四、對婚姻品質不佳的家庭來說，父母離婚後，劇烈爭吵的頻率並未減少，但最重要的是，離婚後之父母衝突不再對子女心理健康具有負面影響。相較之下，持續的婚姻內父母衝突，對子女心理狀態具有顯著負面影響，此因素乃為「離婚正效應」提供了部分解釋。五、對這些壓力鍋家庭來說，父母離婚可減少孩子與父親之間的親子衝突，也因而改善其心理健康。
關鍵詞：離婚、婚姻品質、青少年心理健康、婚姻衝突、親子關係 |
作者：鄭志鵬（Chih-Peng CHE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5-28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3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3
|
|
摘要 Abstract
不同於先前社會政策研究強調內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面向，本文企圖加入「全球商品鍊」的視角，以台資鞋廠作為分析場域（firm-level），審視三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稱關係如何形塑中國兩次勞動法（1995年與2008年）的執行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正在進行一個嶄新的國家建構過程，在以東亞發展型國家作為範本，全力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中國政府主導制定的兩次勞動法被認為是對市場力量的制衡，並且進一步回應日漸頻繁發生的勞資爭議事件。然而深究兩項政策的執行結果，卻發現跨國資本（台商與國際買主）竟弔詭地成為影響中國兩次勞動法「能否執行」的主要行動者，只是這種受到全球商品鍊影響的勞動法在廠商與地方政府執行層面上卻呈現出一種差別的選擇性現象，特別是在第二次勞動法上更是如此。於是藉由檢視「國家－工人－資本家」各個角色範疇下的內部行動者對於兩次勞動法執行成效的影響，本文提出「差序壓制型勞動體制」(differential labor regime of repressiveness)這個概念，來說明解釋中國勞動社會政策的治理結果為何會出現低度管制以及差序的情形，而這種經驗現象不僅凸顯對於中國社會政策的研究，需要從多重複雜制度形構的角度出發，同時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現階段社會福利體制的轉變意涵。
關鍵詞：中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全球商品鍊、企業治理、差序壓制型勞動體制、福利體制 |
作者：劉千嘉（Chien-Chia LIU）、章英華（Ying-Hwa CHA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5-28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4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4
|
|
摘要 Abstract
過去廿年間，原漢通婚家庭的子女在族群身分的選擇上越來越具彈性。在2001年《原住民身分法》通過前，原住民認定標準幾經變革，不同制度時期的通婚子代的族群認定與從屬現象，但卻少研究對身分法通過前雙裔子女的身分認定問題進行探討。本研究運用2000年普查資料親子配對資料，重返決定原漢雙裔子代族群身分的家庭與社會脈絡，分析原漢通婚家庭中雙裔子代族群身分之歸屬，檢視夫妻協商過程中相關結構性因素的作用。研究發現如下：（1）在1991年更具選擇彈性的身分法通過後，雙裔子女從母親承繼原住民身分的機率反而下降，當社會氛圍對原住民依舊不利時，父母對於讓子女承繼原住民身分仍持觀望態度。（2）在父系社會從父姓、從父之慣性的脈絡下，雙裔子女從父親處承繼原住民身分的機率遠高於從母親處承繼的可能；但當原住民母親有強勢的資本時，子女從母承繼原住民身分的可能性將提高。（3）相較於都會區，原鄉的通婚家庭一方面因社會支持，一方面因同儕壓力，雙裔子女承繼原住民身分的可能性較高；（4）社經地位低的原住民家庭有較強的從屬原住民身分的傾向，但總體比例不高，子女因利益導向承繼原住民身分的情況，並不如預想中那麼嚴重；（5）原住民菁英族群的通婚對族群認同與內部凝聚力的衝擊，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的關注。
關鍵詞：原漢雙裔、族群通婚、原住民身分認定、普查資料 |
作者：鄭陸霖（Lu-Lin CHE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5-28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5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5
|
|
摘要 Abstract
在Polanyi批判的鑲嵌視野下，道德經濟一直是與主流經濟學相抗詰的重要研究傳統。本文認為它最有力的貢獻在於，提供市場經濟的核心衝突一個以倫理認知轉換為中介的因果解釋；具體而言，揭櫫常民如何在經濟衝突中看穿「自律市場」的不義，繼而發出以社群倫理為本的抗爭。然而就在大量的消費衝突展示了（即便在高度個體化的消費社會中），倫理感知作為抗爭動力的持續存在，道德經濟因自縛於「實質 vs.形式」爭議中的實質論立場，卻逐漸失去與此當代經濟核心衝突的關連性。另一面，主流經濟學的霸權卻已跨過形式分析，藉著以對價的交易理性為本的實質倫理框架來掩蓋、模糊、甚至扭曲消費者的社群倫理 訴求。對此，本文提出一個符合道德經濟初衷與優勢的理論重構提案：（1）在後設的道德視域中擺置道德人的理論先設；（2）確認「交易理性」作為一規範聲稱的實質認知架構；（3）發展足以與「交易理性」並置觀察兩者間折衝動態的「社群倫理」形式表述。我們藉著重訪Scott道德經濟經典著作，展示實質與形式分析雙軌並進如何早是道德分析的優良傳統。此提案將使得道德經濟在「消費如何由不滿轉轍至抗爭」的關鍵課題上發揮其聚焦倫理認知轉換的分析優勢，並藉著填補Miller的日常化商品消費與Barnett的政治化倫理消費間的消費研究文獻缺口，重新介入此當代經濟衝突的核心。本文最後延伸演繹此重構提案，透過連結商品在質價分布平面上的位置與市場競爭的不同效應，展示其與主流經濟學的新衝突觀點間針鋒相對的抗詰潛力。「倫理在消費社會中還有機會嗎？」Bauman對此自問的悲觀回答固然充滿理論魅力，卻無法準確回應消費不滿與抗爭風起雲湧的現實。如果道德經濟繼續堅持「去鑲嵌的個體化市場中沒有倫理感知的存在空間」，那它確實將失去參與當代關鍵戰役的機會。本文希望證明，慶幸的是，道德經濟可以不必付出那樣的代價。
關鍵字：經濟社會學、道德經濟、社群倫理、經濟衝突、倫理消費 |
作者：戴伯芬（Po-Fen TAI） | 首次發表於 2020-05-28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6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406_(54).0006
|
|
摘要 Abstract
馬克思與班雅明分別描述了底層階級在現代社會的生產者與後現代社會的消費者樣貌，前者是工業資本主義下的無產階級，後者是都市景觀中的漫遊者。本研究以臺北市街友為研究對象，使用新民族誌方法，討論街友在工作與消費的日常生活面貌。借用鮑曼的新貧階級概念，從彈性化的就業市場來看，街友是資本主義邊界管理下被社會排除的底層階級，納入企業縮編下無法吞吐的非典勞動人口，也是成就國家福利制度的推手；從過剩的消費社會來看，街友既是接受了降級儀式的集體消費者，也是具有主動性的消費者以及都市漫遊者。本研究以臺北市為田野地點，在S教會與L公園進行街友的日常生活觀察，從工作與消費兩個面向來了解街友的生活樣貌，進而分析他們如何因應底層勞動、消費不足而發展出獨特的生存策略，以回應現實生活的挑戰。
關鍵字：遊民／街友、工作、消費、貧窮、新民族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