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宏倫（Horng-Luen Wa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6-3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1
|
摘要 Abstract
本文嘗試從教育改革當中極富爭議的「九年一貫課程」，尤其是其中的「社會學習領域」，探討其對台灣的公民社會可能帶來什麼影響。公民社會作為一種現代群體生活的組織原則或「可欲布景」，已為多數論者所預設或接受。公民社會的存在必須以成員所具有的「模組性」與「公民性」為前提，而「模組性」與「公民性」很大一部分是在教育過程中養成。以國民義務教育為骨幹而發展出的現代大眾教育體制，與資本主義及民族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同屬理性主義「現代性計畫」之一部分。在這個現代性計畫之下，公民社會的形成與運作才有可能。相形之下，台灣當前的教育改革，包含九年一貫課程在內，其「後現代性格」是十分明顯的。雖然後現代主義並非九年一貫課程的全部，也不能與教改直接劃上等號，但後現代主義許多成分與特質，例如不再獨尊理性，去中心，反權威，反後設敘事，強調差異、在地、愉悅、欲望等，程度不一地反映在當前的體制改革與教材內容當中。後現代所嘗試召喚的是一種迥異於「現代人」的新主體，其背後隱含的非理性與無理性主義不利公民社會所需的模組性與公民性形成，使得群體生活的道德基礎受到深遠的影響。所謂「教改亂象」反映的其實是一個難以為繼的現代性計畫，未來的群體生活將呈現何種風貌，值得省思。
關鍵字：教育改革、模組性、公民性、道德生活、現代與後現代 |
作者：何明修（Ming-Sho Ho） | 首次發表於 2020-06-3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2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2
|
摘要 Abstract
台灣工會運動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戰鬥性男子氣概。男子氣概是一種關係性的社會組織，特定男子氣概的展現也是立基於特定的環境，並且因而產生性別政治的效果。本文提出兩個層次的解釋，以說明為何台灣的工人需要依賴這種高度性別化的文化資源。（1）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工人缺乏其他批判性的傳統可以援用。在長期的威權主義統治下，工人階級喪失了原先激進主義的集體記憶。因此，工人不得不借用最原始的共同男性身分，以強化彼此的凝聚力。（2）從勞動組織的角度來看，以往的國營事業體制下，父權主義的男性角色期待與工廠內部的階級支配是處於矛盾的狀態。階級體制閹割了工人，喪失尊嚴的工人無異是「女性化」的存在。因此，工人階級期待他們的集體行動能夠表達他們被壓抑的男子氣概，工會運動也進一步鞏固了既有的性別不平等。
關鍵字：工會運動、男子氣概、父權主義、階級 |
作者：陳家倫（Chia-Luen Chen） | 首次發表於 2020-06-3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3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3
|
|
摘要 Abstract
新時代運動是西方社會新興的靈性追求模式，包含多元的思想體系與實踐模式，具有高度的融合性與折衷性，其組織型態不同於一般宗教的層級組織運作，而是以鬆散的網絡組織形式來傳遞訊息與整合資源，並藉此連結各種團體成為具有類似訴求或宗旨的運動，台灣新時代運動亦呈現這種網絡組織的特徵。本文建構了連結台灣新時代團體的四種關係類型（個人聯繫、團體聯繫、網際網路聯繫及跨團體參與聯繫），並應用網絡分析的概念及方法檢視、比較四種關係類型所產生的連結效應，勾勒出台灣新時代團體的整體網絡圖像。本文分析的結果顯示：（1）台灣新時代團體的網絡是一種多重、多中心與分散的網絡組織形式；（2）團體聯繫的出現僅限於兩類新時代團體，並且與其他聯繫有高度的重疊性，意味著去組織化的特質；（3）其他三種聯繫網絡的重疊性相當低，發揮了外擴性的廣泛連結效應；（4）跨團體參與聯繫特別彰顯了新時代團體與一般宗教團體及社會團體的鑲嵌性，證實「個人與團體的二元性」在台灣新時代運動中的普及性。
關鍵字：台灣新時代運動、網絡組織、網絡分析、跨團體參與、宗教社會學 |
作者：蘇碩斌（Shuo-Bin Su） | 首次發表於 2020-06-3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4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4
|
|
摘要 Abstract
臺灣在日治殖民中期開始，就出現大量的觀光設施與旅遊活動；但這種看似「現代觀光」的表象，其實摻雜著濃厚的殖民性格。也就是說，這段觀光勃興的歷史，蘊含雙重的社會意義：一方面，由於殖民者的觀光需求，臺灣在殖民時期出現大量具有現代意義的觀光設施；另一方面，在殖民主義式的被建構意像下，1930年代臺灣卻又出現不少本地人的旅遊現象。本文試圖對此二元現象提出分析，說明日本本國在昭和時期「新文化」帶動之觀光熱潮下，殖民者開始建立臺灣的觀光設施、開發觀光論述；而這個殖民觀光的硬體基礎，卻在日治中期造就了臺灣本地人民獨特的觀光樣態，既富含節慶性格、且以農民為主。透過對歷史資料的重新分析，本文指出，日治臺灣被日本殖民政府建構為「觀看對象」，而發展出一條早熟的、但朝向現代觀光的路徑。
關鍵字：現代觀光、殖民觀光、鐵道、風景 |
作者：王振寰（Jenn-Hwan Wa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6-3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5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5
|
|
摘要 Abstract
|
作者：古允文（Yeun-Wen Ku） | 首次發表於 2020-06-3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6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6
|
|
摘要 Abstract
|
作者：李明璁（Ming-Tsung Lee） | 首次發表於 2020-06-3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7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606_(36).0007
|
|
摘要 Abstrac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