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海源（Hei-Yuan Chiu）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0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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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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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秀珍（Hsiu-Jen Yeh）、陳寬政（Kuan-Jeng Chen）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2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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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使用國科會社會學門人力資料檔、輔以部份調查資料，就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學衛研究現況、累積與人力分展予以檢討，指出社會學者與社會工作學者在平均產量方面的差別對應著學科與學術社群的特性差異；一般而言社會學者的本務統是教學與研究，並無其他社會任務，而社會工作被界定為一種實務知識，所以實務經驗與實習在社會工作教學中具有支配性的位置，相對於社會學而言，其學術研究的旨趣則較為低落。除了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學科差別外，我們也發現相當程度的職級與學位差異，在社會學領域內大致符合年資與能力的原則。一般教授職級的學者已累積較多的著作，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則應具備較佳的學衛研究與發表訓練，均可預期有較高的平均產量，雖然個別差異仍然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我們發現學術生產似乎也有性別差異，女性學者的家庭角色可能影響其學術生產，其參與學術社群也多是晚近的發展，所累積的年資較男性學者為短，均有可能影響到女性學者的平均產量。
本文又針對109位社會學者所出版的736篇期刊專書論文，按論文王題所屬領域與自選專長間的關係合併為人口與區位研究、社會組織與社會階層、家庭與婦女研究、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社會心理學、社會福利、文化與宗教、及其他等九項專長或領域，在合併類屬時著重論文領域與研究專長間的一致性，然而資料也顯示這些專長與領域間有相當明顯的重疊性。國內的社會學做為一個學術社群，其成員間本就有頻繁的互動與溝通，又因其規模較小，每位成員為了研究或教學需要都發展多方面的研究興趣，以致於資料呈現有大量的專長與領域交錯的現象，各專業群體所出版的期刊專書論文中有67%係跨越專長的論文。相對淤領域交流，本文資料也顯示社會學各專長學者專注本行研究的情況，其中社會心理似乎顯現出最高的專業性，其次為人口區位，其餘專長依序而下分別為社會思想、家庭婦女、組織階層、政治經濟、社會福利、其他與文化宗教。此一術業專精的現象似乎關連著各學科專長的學術生產力，我們取各研究領域論文由本行學者撰寫的比例與上述人年約期刊論文產量計算相關係數，得r=0.66顯示兩者間具有中等強度的正相關。 關鍵字：學術生產力、論文領域、研究專長、術業專精、領域交流 |
作者：張苙雲（Ly-Yun Cha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5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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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篇論文以患有癌症、糖尿病、和肺部慢性阻塞等疾病的四十三位病人求醫歷程的資料，處理醫療使用文獻中的兩個疑點：複向能醫和就醫頻率的增加。求醫真是如「推理行動理論」所示，是信念和態度的體現？病人之所以“逛醫師”是否肇因於對醫師藥到病除的要求，是「一針見效」的易開罐心態作祟？是道德風險的反映？還是尋求解答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從四十三位病人求醫的起始動力、最初求醫點的選擇、和轉換求醫點的原因等議題的分析，可以很簡要地以「選擇性的注意與警覺」、「地緣和熟識」、和「釋惑的渴求」等三點為前述議題的主要發現。病人過去就醫經驗、對症狀性質的暸解、症狀部位嚴重陸的評估、家庭生活的時序，交相作用決定就醫的時機。就醫時機的選擇有相當“權變”的意味，除了問題的持續且惡化外，真正能發揮示警作用的，主要還是在明顯可見的症狀，反應出中國人直觀思維方式的影響。這個發現與「推理行動理論」的預測是有所出入的。其次，病人從初級基層醫療資源開始，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嘗試、錯誤、和選擇，反映在轉折的求醫歷程的是企求問題之得以紓解，是我們稱之為釋惑的求醫邏輯。從這個小規模的樣本和深入觀察訪談的資料得知，醫者的作為關係到醫療資源的使用。從醫療供給面思考民眾的求醫行為，是值得開發的研究切入點。
關鍵字：求醫行為、推理行動理論、慢性疾病、質化研究、台灣社會 |
作者：周桂田（Kuei-Tien Chou）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8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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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主軸以典範轉移的角度－風險社會學－闡析現代性之正當性危機，特別是在高科技發展下，現代社會秩序和行動的危機。其分為下述五個討論重點：
首先為價值面向，討論從工業社會之線性（目的）理性邏輯至風險社會「反身性」邏輯之轉轍。其次為系統面向，指出由於政治、經濟系統獨大的支配，與在此機制下科技（學）系統盲目樂觀的發展，陡增當代社會行動者的「風險意識」。 第三為人與自然的關係面向，分析傳統「社會」與「自然」對立關係之解消，在風險結構下，（個）人、社會和自然三者被逼迫（建構）為直接而等同的生存體系。第四為制度的面向，批判科技官僚及科技代議權力之缺失，並以商議民主式的公民社會觀點，提出「科技公民權」的社會參與意義。第五為社會認同面向，討論社會行動者所面臨「風險自由」的抉擇難題。 關鍵字：風險社會、反身性現代化、社會系統、風險意識、科技權力的代議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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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在犯罪學的領域內，個體偏差是一門跨學門的學科，鑽研此學科的學者，傳統上來自社會學、心理學、經齊學、法律學、生物學家等。意外的亦可說是不幸的，連組織性犯罪集團亦同時變成了一門邊際學科，在社會學裡一直也受到莫須有的排斥。在廣義的界定下，組織性的偏差涵蓋了地下組織（如恐怖份子組織、秘密結社）、犯罪組織、非法暴力集團等。其實，從犯罪組織的某些特質去審視，社會學的理論似更能詮釋有組織性的偏差，尤其是犯罪組織的現象，其實質及其變異。這些特質包括物質資源的統籌，人力資源的運用，以及組織結構的理性化程度。
本文希望透過某些把罪組織的現象，如社會紐帶的型式，權力結構及適應性變遷等，以表出社會學與組織性偏差這學科的親和性。此處僅把上述的社會學古典概念當作導向工具，以表述該二學科的親和性，將不對該些概念的理論性意涵或適切性加以評論。 齊末爾(Simmel)把有組織的偏差視為社會副現象。它可能沒有一般社會現象那麼複雜，但它並不單純。若把這副現象視作另一（或非法）社會體系，則在此另一體系內共存的結合體似具有不同的組成基礎或社會紐帶基礎。若以塗爾幹的紐帶類型去區分，其中有屬於機緘紐帶型的（如地下情報組報），有機紐帶型的（如黑手黨），或居於此兩極中的類型的（如天地會、山口組）。 要是從韋伯簡化的三源權力去分析這些偏差結合體，則可發現有些組合體的領袖和權力屬於神力型，另些則屬於傳統型或理性型的。尤有進者，這些不同權力類型的結合體卻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穩定性，尤其是在權力交移時所產生的衝突。分析的發現是黑手黨因于採用親屬紐帶及傳統權力的組織原理，顯得特別穩定；山口組的擬制親屬次之。 社會變遷的概念不但適用於研究非法結合體，卻更能凸顯它在適應上的難度。這些結合體既身為副現象，必須要調節社會正現象在其變遷過程中所帶來的衝擊。除此之外，為了生存的優勢，各結合體之間亦必須彼此因應。為適應社會變遷好些結合體走上了國際化及現代化之路。亦因此，既有的內部權力分配亦必須重親調整 以配合國際化及現代化的步伐與要求，以便在合法的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大展拳腳，從而掌握好它在到社會體系的地位、生存空問，以及步向合法社會體系發展的籌碼。黑手黨、山口組，竹聯幫及14k的發展提供了適應性變遷的例子。 本文的結論是，由於對有組織的偏差的實徽性研究已累積了可觀的資料，這應是社會學者對這另一社會體系進行理論化或社會學化的時機了，換言之，有組織的偏差，其行為或結合體，亦應從邊際學科走入社會學的領域了。 關鍵字：偏差結合體、紐帶型式、權力結構、社會變遷、國際化、三合會、黑手黨、暴力團 |
作者：黃毅志（Yih-Jyh Hwa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17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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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近年來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量化社會階層化研究，大多把分析的焦點擺在“影響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因”，就如地位取得研究所作的：而有關“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果”的研究，如探討客觀階層位置對於“生活機會或風格”，與相關連的“心理幸福”的影響之研究，特別是後者，卻還做得不充份。固然地位取得研究者很可能也預設著“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如職業、對其生活機會有很大的影響，進而對淤心理幸福也有很大的影響”，不但為社會上多數人所爭取，亦值得階層化研究者詳加研究，然而這項預設是否正確，仍有待探究。
本研究運用已蒐集許多年的“台彎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全國性大樣本資料，針對上述預設作探究：在概念架構上，除了分析客觀階層位置，如職業、收入、教育，以及階級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之外，並進一步探討最近在社會學理論發展上廣受矚目的“社會網絡”，相對於階層的影響，所具有的影響大小又是如何！ 研究發現顯示：就台灣地區民眾而言，一個人的教育、職業、收入，以馬派階級位置所代表的本人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這包括整體的快樂、煩惱程度以及相關的心健康，可說是沒有多大的關連；低階層的人並不會由於知足而快樂一些，而降低煩惱，並減少心理健康問題；相對而言，高階層者也不會因為工作的條件較佳，資源較多，而增加多少快樂，低煩惱，以及少心理健康問題。 就灣地區民眾而言，與心理幸福的整體關連較強的，主要是個人社會網絡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社會整合越密，關係品質越佳，心理越幸福。固然個人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對於心理幸福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社會階層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往往不大，社會階層透過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進而對於心理幸福的間接影響也就很小。 本研究的發現，與林南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發現顯相當一致；相形之下在西方社會所得到的研究發現，較能凸顯出客觀社會階層變項的影響力。在同樣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與中國大陸所得到的研究發現，有別於西方社會，很可能與兩種不同社會對於“個人主義’的關注程度不一樣有關。很可能在西方社會比較強調個人主義，追求個人成就，因而本人客觀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影響較為明顯：與中國大陸同樣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特別強調“他人取向”，因而社會網絡的影響也就顯得特別重要，本人社會階層的影響就小多了！ 關鍵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必理幸福、個人主義、他人取向 |
作者：蔡明璋（Ming-Chang Tsai）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21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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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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