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海源(Hei-Yuan Chiu)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0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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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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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秀珍(Hsiu-Jen Yeh)、陳寬政(Kuan-Jeng Chen)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2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21
作者:張苙雲(Ly-Yun Cha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5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59
作者:周桂田(Kuei-Tien Chou)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8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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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在犯罪學的領域內,個體偏差是一門跨學門的學科,鑽研此學科的學者,傳統上來自社會學、心理學、經齊學、法律學、生物學家等。意外的亦可說是不幸的,連組織性犯罪集團亦同時變成了一門邊際學科,在社會學裡一直也受到莫須有的排斥。在廣義的界定下,組織性的偏差涵蓋了地下組織(如恐怖份子組織、秘密結社)、犯罪組織、非法暴力集團等。其實,從犯罪組織的某些特質去審視,社會學的理論似更能詮釋有組織性的偏差,尤其是犯罪組織的現象,其實質及其變異。這些特質包括物質資源的統籌,人力資源的運用,以及組織結構的理性化程度。
本文希望透過某些把罪組織的現象,如社會紐帶的型式,權力結構及適應性變遷等,以表出社會學與組織性偏差這學科的親和性。此處僅把上述的社會學古典概念當作導向工具,以表述該二學科的親和性,將不對該些概念的理論性意涵或適切性加以評論。 齊末爾(Simmel)把有組織的偏差視為社會副現象。它可能沒有一般社會現象那麼複雜,但它並不單純。若把這副現象視作另一(或非法)社會體系,則在此另一體系內共存的結合體似具有不同的組成基礎或社會紐帶基礎。若以塗爾幹的紐帶類型去區分,其中有屬於機緘紐帶型的(如地下情報組報),有機紐帶型的(如黑手黨),或居於此兩極中的類型的(如天地會、山口組)。 要是從韋伯簡化的三源權力去分析這些偏差結合體,則可發現有些組合體的領袖和權力屬於神力型,另些則屬於傳統型或理性型的。尤有進者,這些不同權力類型的結合體卻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穩定性,尤其是在權力交移時所產生的衝突。分析的發現是黑手黨因于採用親屬紐帶及傳統權力的組織原理,顯得特別穩定;山口組的擬制親屬次之。 社會變遷的概念不但適用於研究非法結合體,卻更能凸顯它在適應上的難度。這些結合體既身為副現象,必須要調節社會正現象在其變遷過程中所帶來的衝擊。除此之外,為了生存的優勢,各結合體之間亦必須彼此因應。為適應社會變遷好些結合體走上了國際化及現代化之路。亦因此,既有的內部權力分配亦必須重親調整 以配合國際化及現代化的步伐與要求,以便在合法的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大展拳腳,從而掌握好它在到社會體系的地位、生存空問,以及步向合法社會體系發展的籌碼。黑手黨、山口組,竹聯幫及14k的發展提供了適應性變遷的例子。 本文的結論是,由於對有組織的偏差的實徽性研究已累積了可觀的資料,這應是社會學者對這另一社會體系進行理論化或社會學化的時機了,換言之,有組織的偏差,其行為或結合體,亦應從邊際學科走入社會學的領域了。 關鍵字:偏差結合體、紐帶型式、權力結構、社會變遷、國際化、三合會、黑手黨、暴力團 |
作者:黃毅志(Yih-Jyh Hwang)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17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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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近年來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量化社會階層化研究,大多把分析的焦點擺在“影響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因”,就如地位取得研究所作的:而有關“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之果”的研究,如探討客觀階層位置對於“生活機會或風格”,與相關連的“心理幸福”的影響之研究,特別是後者,卻還做得不充份。固然地位取得研究者很可能也預設著“一個人所取得的階層位置,如職業、對其生活機會有很大的影響,進而對淤心理幸福也有很大的影響”,不但為社會上多數人所爭取,亦值得階層化研究者詳加研究,然而這項預設是否正確,仍有待探究。
本研究運用已蒐集許多年的“台彎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全國性大樣本資料,針對上述預設作探究:在概念架構上,除了分析客觀階層位置,如職業、收入、教育,以及階級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之外,並進一步探討最近在社會學理論發展上廣受矚目的“社會網絡”,相對於階層的影響,所具有的影響大小又是如何! 研究發現顯示:就台灣地區民眾而言,一個人的教育、職業、收入,以馬派階級位置所代表的本人社會階層,與心理幸福,這包括整體的快樂、煩惱程度以及相關的心健康,可說是沒有多大的關連;低階層的人並不會由於知足而快樂一些,而降低煩惱,並減少心理健康問題;相對而言,高階層者也不會因為工作的條件較佳,資源較多,而增加多少快樂,低煩惱,以及少心理健康問題。 就灣地區民眾而言,與心理幸福的整體關連較強的,主要是個人社會網絡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社會整合越密,關係品質越佳,心理越幸福。固然個人的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對於心理幸福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社會階層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往往不大,社會階層透過對於社會整合與關係品質的影響,進而對於心理幸福的間接影響也就很小。 本研究的發現,與林南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發現顯相當一致;相形之下在西方社會所得到的研究發現,較能凸顯出客觀社會階層變項的影響力。在同樣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與中國大陸所得到的研究發現,有別於西方社會,很可能與兩種不同社會對於“個人主義’的關注程度不一樣有關。很可能在西方社會比較強調個人主義,追求個人成就,因而本人客觀社會階層對心理幸福的影響較為明顯:與中國大陸同樣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特別強調“他人取向”,因而社會網絡的影響也就顯得特別重要,本人社會階層的影響就小多了! 關鍵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必理幸福、個人主義、他人取向 |
作者:蔡明璋(Ming-Chang Tsai) | 首次發表於 2020-07-20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21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19981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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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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